工程配资维舟：为什么说原始人比我们更幸福丨年度阅读

长久以来工程配资，现代人心目中那个“更好的社会”都指向未来：我们可以不断改进制度并实现技术进步，通往一个闪闪发光的美好明天。这一线性进步的乐观主义是现代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霸权意识形态，也确实让无数人信之不疑，因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那种“进步”是肉眼可见的，然而，到了后现代社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此提出质疑。

未来仍然对我们开放，但它的图景已经越来越模糊可疑，特别是近些年来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化进程受到冲击，“不平等”议题在整个西方都急剧上升为全社会关切的重心。此时，就尤其有必要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一个更好的社会？难道仅仅是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人类新史》（九州出版社，2024）中认为，要认识这个问题，有必要回头到人类社会的起源，重新发现那些已遭到遗忘的社会形式，或者是以全新的方式去理解那些我们所熟知的社会制度。他强调，我们原先的一系列认知其实都是神话：“认为人类社会有某种‘原初’形式；其本质是善的或是恶的；曾有过一个不平等和政治自觉都尚不存在的时期；发生了一些事情改变了这一切；‘文明’和‘复杂性’总是以人类自由为代价；参与式民主在小群体中是自然而然的，但是随着规模增大到诸如城市或民族国家，就不适用了。”

追溯这些，并不是为了给原始社会“翻案”，甚至也不是为了追溯不平等的起源，而是为了反思那些“曾经貌似坚不可摧的公理，那些我们借以形成自我认识的稳固支点”，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实现一种基本自由：创造新的、不同的社会现实的自由。毕竟，“如果不是为了重新塑造我们有关自己是谁、要往哪里去的概念，我们要所有这些新知识干什么？”

在此，追溯源头，正是为了反思、批判当下。当然，这一思路也并不鲜见。另一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的名著《石器时代经济学》（修订译本，三联书店，2019）中旁征博引五大洲许多原始部落的案例后指出，看似原始的社会，其实既不懒惰也不贫困，只是对他们而言，财富积累是一种累赘，石器时代的人“并不努力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连续工作。生计的追求是间歇性的……是一种具有特定而有限目标的经济”。

和现代人那种基于贪婪占有欲之上的经济积累相反，在原始社会的价值观念中，往往慷慨才是树立权威的方式。原始部落民之间的交换，看起来是经济行为，实际上无不包含着一系列的文化社会原则。由此他指出，原始秩序中社会和经济无法清晰划分，所有的交换都表现在社会交往的某些方面，故而“所有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几乎都是人类学的”。

原始社会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市场，而现代经济学的对象实际上仅仅是特定的资本主义方式，但这既不是人类最初的，也不是最普遍的经济方式。经济活动并不是一个分化且自我规范的领域，而是整体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世上不存在一个“纯粹的利益交换关系领域”，原始人也不会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自己和外界的物品交换——他们是从文化的意义上去看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经济运行方式才是特殊而奇怪的，而原始人不但生活丰裕，甚至可能比我们有着更强的幸福感。

詹姆斯·斯科特在《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一书中重建了原始社会“失乐园”的过程：人类文明最早的家园都是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这样丰饶的河谷地带，但正如他讽刺性地指出的，人类逐渐驯化了火、栽培植物、驯养动物，最终是……人类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尤为重要的是农业革命，因为谷物的种植带来剩余产品的积累，并使得定期的征税成为可能。谷物是最基本的食物来源，无法轻易被隐藏起来，却能够轻易测算、贮藏和转运，在这样的基础上，控制资源和人口的权力产生了。采集-狩猎社会的那种分散、自由的形态，被集中控制所取代，不仅如此，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人们的生存和理解能力狭隘化了。尽管城邦国家的诞生肯定也带来了“文明”，但他确实雄辩地证明了一点：“文明”都是有代价的，也需要不断地反思和批判，让我们看到人类在“进步”的过程中丧失了什么。

因《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成名的贾雷德·戴蒙德在《昨日之前的世界》（中信出版集团，2022）一书的副标题中就点明了主旨：“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种种病症，最现成的药方，就是看看其他和我们的不同的社会哪里有什么不一样的做法可以借鉴。

确实，传统社会（在此特指那些狩猎-采集部落所处的无国家社会）虽然在经济和技术条件上显得“原始”，但作为社会运行的制度和文化习俗，他们有的做法倒是比现代社会更可取。例如：原始部落几乎没有肥胖症，社会资源也更平等（主要原因是在生存需要的压力下被迫学会分享资源），出现纠纷时也更能协商解决，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养育下一代的方式，原始社会中的人们把儿童当作是有着自主能力的个体，不去压抑他们的欲望，极少体罚孩子，他们的游戏中没有竞争和比赛，更不在大人指导下玩耍，而总是呼朋唤友自己去玩。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文明”意味着人受到更多的约束与规训。

要了解现代人失去的可能性，另一个办法是去异域寻找。德国历史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追溯的就是这样一段历史：现代初期的欧洲曾把亚洲当作一面魔镜，不仅从中看到一个扭曲的他者，也借此建构起自身的形象。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理性和进步看来大获全胜，而亚洲也因此丧失了魅力，不再被西方人看作是“东方智慧”的宝库，然而，“去魔化意味着丧失了前现代多样性的思想宝库”，而“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或者说后现代的感性经验，一直在反抗这点”。

归根结底，回顾这些历史，都是为了让活在当下的我们能开发想象力并开辟行动自由：我们由此得以知道，当下的社会现实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只能如此的，更不是完美无缺的，所以我们才能自主地去创造新的可能性，而这种创造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闭门造车，有先例的借鉴才能让我们看清可以大致朝什么方向走。

詹姆斯·斯科特在晚年所著的《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可以说是一部总结性的纲领性著作，从无政府主义的视角重申了个体自主的重要性，反对过度科层化、高度计划的体制。在他看来，社会越现代，个体的自主创造越是重要：“一个社会或者一种经济秩序越是高度计划、调节、规范化，就越容易依赖非正式实践。这些非正式实践是不受正式秩序承认而又不可或缺的，也是正式秩序自身无法造就、维持的。”

现代社会的种种规章制度有时不仅是过度的，也是不合理的，本身就在阻碍人们实现一个更好的社会。大卫·格雷伯在《规则的悖论：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中信出版集团，2023）犀利抨击了当下官僚化的社会结构，指出大量社会资源正被浪费在非生产性的种种事务上面，为什么这样一个看起来明明有着诸多问题的制度安排能大行其道？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它被看作是现实中唯一可行的选项。